拉菲的中國“局”
誰也無法知曉,沙林總裁在中國釀造的第一批“拉菲”是何種口感。
擦邊
9月19日,拉菲羅斯柴爾德集團DBR (Lafite)[以下簡稱:DBR (Lafite)]總裁克里斯托夫?沙林(以下簡稱:沙林)在北京出席了一場名為“菲”凡之旅的葡萄酒品鑒會。
品鑒會上,沙林總裁不止一次提及了中國市場對于DBR (Lafite)的重要性。他說,拉菲在中國的市場份額大概能占到整個集團市場的15%-20%。甚至將2008年在山東蓬萊與中信集團合作投資的葡萄園DBR–ITIC Wine Estate稱為“心頭寶貝”。
可就在當晚,一個“拉菲交易”的群里,有人放話說:“出售1982年-2009年的大小拉菲。”當有人回應并問及價位時,對方說:“你需要什么貨,要行貨給你行貨,要水貨給你水貨,要高仿貨給你高仿貨。同時補充,1982年大拉菲最高6萬元一瓶,最低1萬元一瓶。”而后,新金融記者了解到,高仿的1982年大拉菲大約8000元一瓶。
現實通常都是殘酷的。“拉菲”在國內名聲大噪的同時,也被水貨、高仿、甚至假貨裹挾著一同發展。而這,也是行業內公開的“秘密”。
“擦邊”是行內人對做山寨“拉菲”的通俗描述。而于飛(化名)就曾做過“擦邊”——當時,他的名片上印著“拉菲某某酒莊”。在他看來,“有需求才會有人做”。
“有數據顯示,我國市場上山寨拉菲的數量是真品拉菲的30倍之多,其在中國葡萄酒行業的市場份額遠遠超過真品拉菲。”中投顧問食品行業研究員向健軍對新金融記者說。
然而,需求并不能促成諸多“擦邊”活下來。
“有利可圖、99%的人都不懂紅酒、亂中才能取勝”,這些也是于飛認為非常重要的原因。
而這其中的“利”,于飛曾用“可怕”形容——當然他用的是行話,叫“空間”,即,進價和市場價之間的差額部分,就是利潤空間。
據于飛了解,早先,國外的酒莊并不了解國內的行情,只要錢到賬,酒就發過來了。酒莊不會虧本,而國內對這塊兒的監管是比較松的,誰都可以做。一個自然人就可以注冊一個公司,沒有辦公室的公司也在做外貿。
而國內的葡萄酒制造商更是“夸張”,家有幾畝地,就“開”一個公司、做一個品牌,并到處招商。“上面的審核不嚴,下面就亂套了。”
在他看來,市場上哪一款產品好賣,很快就有人仿冒,尤其是“空間”大的。產銷合作,產品出來了,市場也跟著亂了。
簡單說就是:市場上有50家賣拉菲的,但你并不知道哪家是真品。
于飛稱,好多貼牌產品也會隨著高峰期(收獲季)“出來”,但是,貼牌產品也有不同的渠道。很多產品,市場都有貼牌,只是量的大小不同。“而貼國外酒品牌的,都是高級運營商做的,有的運營商在圈里已是名人了。”
“拉菲擦邊及山寨產品在中國的泛濫程度很嚴重,不僅侵害了消費者的權益,同時也影響了我國葡萄酒市場的正常競爭。消費者盲目崇拜進口葡萄酒,尤其是名氣大的品牌更容易被模仿。”向健軍表示。
對國內進口紅酒市場的亂,品牌專家馮啟同樣“無奈”。他還透露,即便是做假酒也沒那么難,進一批裸酒瓶,貼上標,就是真的了。在馮啟看
毫無疑問,拉菲羅斯柴爾德集團DBR (Lafite)在布局“世界”的同時也在布局中國。在國人對拉菲從頂禮膜拜漸漸變得理性時,DBR(Lafite)也完成了它在中國的落戶——山東蓬萊。遺憾的是,幾乎同時,DBR (Lafite)在中國也陷入了另外的“局”。來,擦邊也好、假酒也好。根源是很多人喝酒只知道附庸風雅,喝不出好壞。
作為DBR (Lafite)在國內的獨家代理商——ASC精品酒業(以下簡稱:ASC)而言,“拉菲羅斯柴爾德集團并非首次面對維權打假問題。對抗仿冒拉菲品牌和形象的不法行為,我們義不容緩。”ASC拉菲品牌經理宋萍在給新金融記者的回復中表述。
她還強調,不論是哪種形式的仿冒行為,ASC都不排除對仿冒者提起訴訟。
渠道
在馮啟的記憶里,拉菲是在2000年前后進入中國的。“2000年前較少,2000年后逐漸增多,很多高端人士開始青睞。被更多中國消費者接受,大概在2005年前后。”
開始,是一些涉外使館在用,還有部分外籍人士訂購。“拉菲雖是五大名莊之一,但不是頂級產品。在中國之所以風生水起,是因為DBR (Lafite)一直堅持在中國的傳播和滲透。”馮啟對新金融記者說。